2023年5月11日、5月25日、6月12日，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文化研究院浙江中医药文化大讲堂第十三～十五讲如期举行，国内外许多人士同步聆听讲座，反响热烈。

浙江中医药文化大讲堂（第十三讲）

甄橙教授主讲：《医学史视角下的病与药》

      主讲人：甄橙，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师从中国当代著名医史学家程之范先生。曾公派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医学史研究中心、美国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AC)访问学者。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医史文化分会副会长兼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技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常委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专门史、中西医学比较史、女性与医学的历史研究、医学博物馆文化。主持和参与省部级及国家级项目30余项，出版各类著作 50余部，发表论文近300篇。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首都科学讲堂等电视网络媒体的采访。

左一：甄橙教授主讲   左二：朱德明教授主持

      2023年5月11日下午，在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文校区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浙江中医药文化大讲堂（第十三讲）。

朱德明教授主持

      甄橙教授从一则2022年末的新闻讲起，即标志着防疫政策转向的“新十条”发布后，首先被哄抢的药物不是莲花清瘟，不是板蓝根，而是布洛芬和乙酰氨基酚。基于这一则新闻，进而阐发“什么是疾病”“什么是药物”“疾病与药物”“反思与启示”四方面的思考。

甄橙教授主讲

      要解决什么是疾病就要了解各阶段的疾病观。神灵医学模式的疾病观下，最有代表性的是驱魔治病，多运用钻颅术，是一种最古老的外科手术。原始人相信魔鬼致病的观点，为驱除魔鬼而穿颅，是许多原始部落都应用的一种方法。可以发现，该时期病因学说为魔鬼、灵魂作祟，治疗策略为祛鬼避邪、祈祷。到古希腊时代，过渡到自然哲学医学模式的疾病观，最具代表性的为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四体液学说。可见此时期病因学说为机体失平衡调，治疗策略为调整平衡，恢复平衡。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则出现了生物医学模式的疾病观，以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病理解剖学为标志。这一时期出现了发现疾病的诊断方法与技术，如叩诊法、听诊法、腔镜检查法和影像检查法等。随之而来微生物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 、生物化学等学科的相继出现，愈加细化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只见疾病不见人的特点。

甄橙教授主讲

      关于什么是药物，要从文艺复兴时期一位激进的医学改革家哈帕拉塞尔萨斯说起，他推崇化学治疗，即硫、盐、汞这样的物质，强调经验的作用，以此为一种万灵药、万能药。此外，他还相信占星术，可见医学本身就是一个交叉的学科，它有自然科学属性，也有人文社会科学属性。通过解热药如水疗、放血、金鸡纳皮、阿司匹林、乙酰氨基酚、布洛芬等发展沿革，引出了在药物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转折点——19世纪药物有效成分提取，使人工合成药物成为可能。到了20世纪以后，整个的西方医学才真正开始进入到治疗学的时代，该时期治疗学概括为三素的出现，即维生素、激素和抗生素。其中抗生素里磺胺类药物的合成，其应用临床之后肺炎的死亡率下降到3.9%，平均病程从38日缩短到27日，可以说在疾病面前，科学家的贡献功不可没。但在后抗生素时代，也出现菌群紊乱、细菌耐药、超级细菌的抗生素滥用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甄橙教授主讲

      疾病跟药物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20世纪以后进入药物治疗学时代，虽出现了很多治疗药物，但也发现这些药物对人体有伤害作用。德国的医学家哈尔利西曾提出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能发明一种神奇魔弹类的药物，所谓神奇魔弹，是指药物只针对某一类细菌或病毒这类的病原微生物，而对人体不造成伤害。哈尔利西也确实做到了，他发明了药物606，针对梅毒有一定治疗作用。但是后来哈尔利西发现，想要发明真正的神奇魔弹药物太难了。近些年来现代医学发展的单抗类药物，也是一种现代魔弹，希望通过免疫学等一些学科的发展，用单克隆抗体的技术研发一类新药。单抗类药物主要治疗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一些感染性、免疫排斥类疾病，但是科学家也发现神奇魔弹这种美好的愿望实现起来十分艰难。这些单抗类药物随着应用时间的增长，除了针对疾病本身，多多少少又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达不到完全只针对病灶本身。如果按照发现疾病，再去发明药物这样的思想去治疗疾病，会导致一个后果，即永远都在追着疾病后面跑，被疾病被动的牵引着去进步，所以科学家又想到了预防，其实中医一直都很提倡预防，但就在西医来讲，预防就是疫苗的出现，今天的大家都是疫苗的受益者。

甄橙教授主讲

      如何认识医学这门学科，以19世纪德国的细胞病理学家威尔校的话总结，医学与其说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是一门社会科学。所以要真正的把疾病控制到最少，仅仅靠实验室科学家和临床临床医生是不够的，还是需要走在  疾病的前面，要动员社会的力量预防。

讲座现场

      甄橙教授最后以一个具体的糖尿病患者的案例生动的说明了在疾病跟药物之间，医生能做什么，患者应该做什么，以及社会应该做什么。医学模式之下，在疾病面前，医生、患者和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做一个有道德的患者，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医生和企业，同学们选择医学专业，既有广阔的前景，每个人也都会在这条道路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医学史不能直接创造可利用的价值，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医学史的阅读和研究，可以让我们知道过去、理解过去，从而利用过去，以超越过去！

甄橙教授向朱德明教授赠送她的专著

浙江中医药文化大讲堂（第十四讲）

陈年福教授主讲：《世界上最早的瘟疫记录——甲骨文疫病卜辞释读一则》

      主讲人：陈年福，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曾任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兼职教授、河南大学黄河文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汉语史、甲骨文、中国古典文献学等研究，在甲骨文词汇研究、甲骨文字构造理论与考释、甲骨文文本释读整理与数字化方面有较大的学术影响。著有《甲骨文动词词汇研究》《甲骨文词义论稿》《殷墟甲骨文摹释全编》《甲骨文字新编》《实用甲骨文字典》《殷墟甲骨文辞类编》《殷墟甲骨文数据库》等。

左一：陈年福教授主讲   左二：朱德明教授主持

      2023年5月25日下午，在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文校区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浙江中医药文化大讲堂（第十四讲）。

      陈年福教授首先介绍了他所总结的甲骨文中医药疾病类文辞，可分为七大类、十六小类，涉医字词共有316个。七大类中，关于器官与组织的有52个文辞，心理与意识的有34个文辞，生育与生命的有17个文辞，疾病与治疗的有145个文辞，诊疗与禳御的有22个文辞，药物与方剂的有38个文辞，环境与卫生的有8个文辞，每大类各又分几类相近文辞，陈年福教授按每个文辞一一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作为引言部分引人进入到对有关流疫与驱疫的甲骨文卜辞的解读。

左一：陈年福教授主讲   左二：朱德明教授主持

      人类历史上有过记载的瘟疫见于《圣经·传道书》，传说在公元前1500年，一种疫病在埃及蔓延，人类动物首子皆死。但由于是传说，并无实证，可信度不高。有过确切文献记载的是在公元前430～前427年的雅典鼠疫，又称黑死病。1971年，安阳出土了大龟四版之一的小屯南地甲骨附3=合集31993，上面有的疫病记录。考古队在其居住地附近围墙边发现了21片牛甲骨，距离考古队住的地方仅有21米，其中只有10片有字，另外还有11片是没有字的，此发现在当时引起轰动，时郭沫若先生专门写了一篇论文，讨论肩胛骨上的内容。文章发表在1972年的《考古》杂志上，后来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考古》1975年的一期，讨论郭沫若写的这篇论文，两个人的观点就不一致。郭沫若从称谓来讲，认为甲骨的内容应该是武丁时期；裘锡圭则根据字体的风格，认为甲骨的时间要晚一点，比武丁时期要晚一到二代，陈年福教授比较赞成郭沫若的观点，即这一片甲骨可能是武丁时候的，那么武丁时期大概距离现在多久呢？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武丁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

陈年福教授主讲

      甲骨文已有“疫”和“㾐”字，还有“㳅（流）疫”一词。关于甲骨文用“伇”为“疫”的现象，陈年福教授有以下解读：“伇”，从人、从殳，以人被打而痛苦会做苦役之意，此为“役”。古人认为生病使人体疼痛，就好像被鬼打了一样，此为“疫”。“伇”字本意为“役使”，引申而又“服役”、“劳役”、“仆役”数意。而读“伇”为“疫”似乎只能从读音上解释为假借。但卜辞用“伇”为“疫”，实际上是词义的转移。古人迷信，称“疫”为施瘟疫之鬼，《释名·释天》：“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玉篇·疒部》：“疫，疠鬼也。”是瘟疫之“疫”的得名似源于古人心目中以为是鬼在行役之故。说明当时人们未明大多数得病之缘由。古人以为得了疫病就如同看不见的鬼在打人一般，今天人们还会说得了病是鬼缠身一样，这应该是古人用“伇”为“疫”在文化心理因素方面的原因。因此经籍中有相关的驱除疫鬼的记载，《周礼》《论语》《吕氏春秋》都有相关记载，《呂氏春秋‧季冬紀》：“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傩，驱逐鬼疫，古代的一种风俗，迎神以驱逐疫鬼。傩礼一年数次，大傩在腊日前举行。从词义变化发展的角度来说，上述文化心理意识方面的原因，也是“伇”引申为“疫病”的原因，引申的结果“伇”用为“疫”，就是词意的转移。表面上“伇”与“疫”的语义成分不同，但“疫”的深层义位与“伇”有相同的义素。其区别性义素从“被人驱使”变为“被鬼驱使”，指称性义素从“劳作”变为“疾病”，正是词义的转移。词义转移后二者不再共有一个上位义，实际上就变成了两个词，这也就是人们会读“伇”为“疫”当做假借的原因，所以甲骨文后来又专造了一个“疫”字。

陈年福教授主讲

      陈年福教授释读了TF0003甲骨的四条卜辞，第一条卜辞，其辞意为：发生了瘟疫，用豲、豚、犬向祖癸、祖乙、祖戊、父乙、妣壬、兄乙、兄甲、父甲、父庚等祖先举行御祭，能化解疫情吗？第二辞“御众”与第三辞“御牧”，郭先生认为“御”是治理的意思，即统治“众、牧”；裘先生认为“或言御众，应该是指御除众人的灾殃；或言御牧，应该是指御除牧奴或牧事的灾殃”。裘氏所说极是，现在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正因为“作疫”，发生了大规模的疾疫后，才需要“御众”與“御牧”，所以应该是指御除众人与牧民所患瘟疫這個灾殃。卜辞中记载的用不同的祭牲豲、豚、犬来进行占卜祭祀，有可能是针对不同的民众所患瘟疫。第四辞可能有刪削，“乍妣丁”有可能乃“乍疫御妣丁……”。此外，卜辞中出现了牲首被铲除的现象，出土时郭沫若先生对此有所提及，我们推测这实际上是古人的一种巫术，叫做压胜。古人不知道瘟疫这种疾病从何而来，铲除掉牲头表示把这种疾病消灭掉。考古出土时发现这21块甲骨是集中的放在一起是，并有一定的摆放规律，实际上是在举行了这次占卜之后，因为做了压胜巫术，铲除了牲首，为了进一步达到消除瘟疫的目的，所以有意的把它埋掉。

讲座现场

      从辞例可以推知，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瘟疫。“御众”、“御牧”表明疾疫的范围之广，向祖辈、父辈、兄弟辈的三代祖妣先人使用多种祭牲进行祭祀，调动几乎全部的神力、巫力与人力，表明疾害之深。用非常大的牛胛骨为此事而占卜，表明占卜者对瘟疫的重视程度。此版卜辞是我们了解晚商流行瘟疫的宝贵史料。另外，TF0001、0002、0005也出现“御”祭，0005也有牲首被铲除的现象，因此很有可能是与这次瘟疫相同的祭祀卜辞。

陈年福教授向朱德明教授赠送他的专著

浙江中医药文化大讲堂（第十五讲）

肖永芝研究员主讲：《医药文化视域下的东亚传统医学文献交流》

      主讲人：肖永芝，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医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起草专家组成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副主任委员。整理校注出版中医古籍40余种，主编、独著、合著或参编著作14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院级课题10余项，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华医学会科技成果二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等部局级、院级科技成果奖10余项。

左一：肖永芝研究员主讲   左二：朱德明教授主持 

      2023年6月12日下午，在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文校区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浙江中医药文化大讲堂（第十五讲）。

肖永芝研究员主讲

      肖永芝研究员主要从四大方面以一些具体案例的形式介绍了通过读中医药古籍来看中国医学知识的对外传播和影响，以及通过读日韩古医籍来看东亚传统医学知识的碰撞、传承、融通和演变，并思考其中的文化背景、地缘因素。

第一个方面以日韩古医籍为例，描述了日韩古医籍整体概貌，主要考察1912年以前的日本医学著作、1910年以前的韩国医学古籍，总计书目中，日本医籍12275种，韩国医籍306种。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很早以前的数据，现今应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一步考察它们的书种、数量、成书的年代、传本、藏书单位、保存现状等。我们制作了日韩现存医籍的统计分析的表格，其中中国医籍一栏的数据，按照国内最权威、中医界的同行都认可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进行统计，共计有13455种，数量最多。但令人惊奇的是仅小小日本一地，其本地医家著作的医籍就有12275种，当时统计的韩国医籍是306种，现在又增加到接近600种。日本医籍中数量最多的是临证各科医书，目前的统计总共有2725种；占第4位的是方书，有1984种；占第6位的伤寒金匮类著作，有606种。此三类相加共有5374种，约占医籍总数的43%，接近半数，体现了日本汉方医学重视临床实际运用、注重总结提高临床实践经验的特点。

      除临证医籍以外，日本现存较多的是本草学著作，数量有2228种之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本草纲目》传到日本以后更是被日本医家奉为圭臬。在江户时期（1603～1868年）的265年间，日本学者将《本草纲目》作为学习中国本草学的重要对象，举力研读《本草纲目》，或是把它作为教科书，或是将其奉为圭臬，抑或是对它进行校订刊刻及深入探讨。围绕《本草纲目》出现了一批推动日本本草学快速发展的医药学家。一些名家竞相以《本草纲目》为教材讲授本草学，门人动辄逾千，盛况空前，在日本列岛形成了一股学习研究《本草纲目》的热潮，历经260余年而不衰。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人通过改编、注解、考证、发挥《本草纲目》，在该书基础上衍生出大量的本草学著作，这是现存日本本草学著作数量众多的重要原因。当然未经受战乱洗劫，也是古籍保存状况良好的原因之一。

      日本汉方医学还有一个特点，即16世纪伊始，以葡萄牙医学为主的南蛮医学传入日本。18世纪中期，以荷兰医学为代表的兰医在日本立足，并对日本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吸引了很多日本人学习和研究兰医学，于是出现了大量研究兰医的著作。在东亚这种现象是日本独有的，其他如中、韩则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据目前的统计，现存有关兰医、兰药的著作有920种，在所有医籍中占第五位。

      从现存的版本来看，日本古医籍抄本非常多，刻本大概有2000种左右，还有一些是活字本，版本记载不详的医书。日本古医籍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汉文来写、刻或者抄的，也有用日本的文言文，相当于草书的片假名写的古医籍。现存日本医籍收藏于日本500余家藏书机构中，尤其是以12家公、私图书馆收藏的医书最为丰富，包括京都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等机构。

肖永芝研究员主讲

      第二个方面，以 《存真环中图》为例，介绍中日解剖学及经脉学说交流。首先从《欧希范五脏图》讲起，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宜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生了农民起义，被镇压后，起义军领袖欧希范被杀，时宜州州吏吴简命医官与画工共同解剖并绘制了《欧希范五脏图》，被多数学者公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人体解剖图。一般认为欧希范五脏图早已亡佚，但其图被宋人杨介收入《存真环中图》中。北宋崇宁年间（1101-1106）泗州府刑戮犯人并解剖尸体，主持此次解剖的太守李夷行派遣医生与画工共同完成解剖与绘图，之后杨介加以校正，形成《存真图》。

      杨介之图在国内亦极为罕见，仅有孤本存世且长期未对读者公开，故中日两国学者一度认为该书也已散逸不传，但其中的《存真图》部分被后世的一些藏象类著作收录，《环中图》部分被后世的经脉经穴学著作收载。

      《存真环中图》（1113）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抄绘本，经过一系列比对，可得出以下结论：成书于13世纪的宋代杨介《存真环中图》，保留了数十年前的《欧希范五脏图》，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宋代的又一次解剖实践，纠正了《欧希范五脏图》的部分错误，并新绘“以背面左右所见之形”，构成杨介书中《环中图》部分；杨介又依据《黄帝内经灵枢》《难经》《针灸甲乙经》等著作中的经脉经穴学知识，主要引用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的内容，绘出《环中图》部分，并对经脉循行流注及代表经穴作了详细的解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日学者普遍认为宋代《欧希范五脏图》《存真环中图》完整的原书均已失传，但其中的图文不同程度地保存在后世的藏象或针灸著作中。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抄绘本《存真环中图》是长年未对外公开、近年才引起学者关注的传本，被视为此书的存世孤本。将此本文字与《史记》幻云注对照，又将图文与《顿医抄》《万安方》对照后，基本可以确定，此本是杨介《存真环中图》比较可靠的传本之一。中国元代滑寿《十四经发挥》传入之后，在日本产生了较大影响，日本人不断学习新传来的中国医学知识，滑寿的十四经学说及其书中所绘人体十二经脉图得到日本医家的认可，因此有人将滑寿书中之图插换到《顿医抄》的其中一个抄本中，可见中国医学对于日本影响的程度，中国最新的医学知识传到日本后，很快就被他们吸收。
      第三个方面，以《东医宝鉴》为例阐述中朝药学知识的交流。对《东医宝鉴》的研究主要受韩国以此书申遗的影响，韩国方面称此书为“东方医学的起源”，这显然不利于中国，且混淆了概念。《东医宝鉴》是朝鲜李氏王朝时代著名医家许浚（ 1539-1615年)编撰的医学著作，1610年成书，1613年由朝鲜内医院奉敕刊刻行世。现藏于韩国首尔大学图书馆奎章阁。该书系作者许浚采撷中国明以前医籍及其他汉籍文献的精华分类编纂而成，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中国医著的摘抄和引录。许浚在各段引文之后都标明了引录文献的来源出处，其中绝大多数是指向明确的某一部特定的著作。

      通过分析《东医宝鉴》中标记有“本草”的内容，可以考察在一个历史阶段投影于《东医宝鉴》中的中朝药学交流的情况。《东医宝鉴》全书正文部分由《内景》《外形》《杂病》《汤液》《针灸》 5篇构成，共计23卷，各卷中都曾引录过“本草”的内容，占全部引用文献的13.64%。仔细分析许浚所引“本草”，并非出自某一部特定的书籍，甚至不是某一部特定的本草书籍，既不全是《神农本草经》，也不全是北宋唐慎微所撰《证类本草》，甚至还有不属于本草著作的内容。逐条对照许浚引录的“本草”文字，绝大多数都能在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中找到相应的内容，可知《东医宝鉴》中标明“本草”的内容，多数来源于《证类本草》。以“黄精”为例，发现《东医宝鉴》的黄精条文，是集合化裁了《证类本草》《太平圣惠方》《医学入门》中对黄精的记载。可见，《东医宝鉴》引录的“本草”，许浚虽然标为“本草”，绝大多数来源于中国宋代唐慎微编撰的《证类本草》，其所依据的底本属于张存惠刊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的传本系统。少数“本草”引文杂入了其他医书的内容，系将多部著作中的相关内容化裁整合而成。

肖永芝研究员主讲

      以“胡麻条”为例，许浚并非全盘照搬《证类本草》的原文，而是遵循简易实用的原则，摘其大要编撰成文，故其文字远少于《证类本草》原书的文字。这是他“本草”引文的征引方式。总结《东医宝鉴》的药学特色，在全书所收1375种（去除重复）药物中88.3 %以上药物的文献出处均被标记出自“本草”,并且主要是《证类本草》 。根据《东医宝鉴·内景篇》的“集例·历代医方”所列，许浚还参考了以下中国本草著作：《本草》《采药对》《采药别录》《药性炮炙》《汤液本草》《药对》《食疗本草》《本草拾遗》《本草音义》《本草补遗》《日华子本草》《汤液本草》《本草集要》，除上述本草著作外，诸如宋代王怀隐《太平圣惠方》、明代楼英《医学纲目》、明代李梴《医学入门》等，也是许浚经常引用的著作，尤其是金元明时期的医籍，是许浚反复摘录的对象，常用来补充《证类本草》之不足。

      朝鲜李氏王朝宣祖二十九年（1596），宣祖李昖命许浚根据中朝方书“裒聚诸方，辑成一书”。编书的原则是“修养为先，药石次之。诸方浩繁，务择其要”，并且要“使民易知”，这就要求许浚写一部简便易懂而且实用的医书。 这种指导思想始终贯穿于《东医宝鉴》全书。遵循这个原则，许浚引录“本草”的方式，是摘要、化裁、整合、改编后引用，并非全盘照搬原文。许浚极力追求浅显简捷，主要从《证类本草》中萃取适于朝鲜临床运用的医药精华，提取关键元素来编写，避免了冗长的考据论证，形成了鲜明的朝鲜特色。《东医宝鉴》的这种编撰方式，满足了朝鲜民众吸收外来医药知识的需求，将朝鲜医药学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可以说《东医宝鉴》中的药学内容，折射出中朝医药学术交流发展的某些侧面，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

      第四个方面，以日本安政霍乱为例，说明东亚交流视域下医学知识的应用。此次霍乱疫情始于1846年，发源于英属印度孟加拉省，1852年向东传播到印尼，1854年传入中国，1858年6月传入日本。据蓬佩的日记记载：1858年6月，美国船只“密西西比号” 停靠日本长崎港，将霍乱传到日本，经由九州、大坂、京都扩散。7月，传播到江户。至9月间，霍乱遍及全日本，疫情达到高峰；9月后，疫情逐渐消退。1859年7月，第二波霍乱疫情又起，尤以京都及西海道地区最为严重。由于此次霍乱在日本大致流行于1858-1860年，相当于安政五年至安政七年，故史称“安政霍乱”。这场安政时期发生的全国性霍乱大流行，是日本近世危害最为严重的疫病之一。日本学者堀口友一据《诸宗寺院死人书上写》、海宝寺《见闻わらひ集》的记载统计，当时仅江户（今东京一带）死亡人数就超过15万人。此外，仮名垣魯文『箇労痢流行記』的「 茶毘室混雑の図」，描绘了江户火化霍乱病人棺材的场面。当时的日本民众陷入恐慌，各种有关霍乱的流言四起。据日本历史学者高桥敏的研究，当时在江户、骏河国等地流传着与霍乱相关的“くだ狐”流言，以及对驱逐狐妖的神犬信仰，日本民间还盛行各类祭祀、宗教仪式。都从侧面反映出安政时期发生的全国性霍乱，是日本近世危害最为严重的疫病之一。面对霍乱，江户幕府做出了应对，尤其是医疗方面，幕府颁布“暴瀉病療法御達”，霍乱救治指南，推广霍乱治法，并在长崎开设了日本最早的传染病院。

      这其中出现了“芳香散”推广应用的失败案例。芳香散，翻译过来是上品桂枝、益智、干姜，各细末，等分。右调和，每壹贰分时时用。从目前所见材料，未能考证出到底是哪位医家拟定此方。在中国与日本医籍中，仅见到宋人杨倓的《杨氏家藏方》卷十六有“芳香散”，但组成全然不同，此方应是日本自创。

肖永芝研究员主讲

      随着幕府“暴瀉病療法御達”的下达，芳香散影响巨大。1858-1859年间，日本各藩将芳香散推行到村的级别。现存诸多地区的文书与町触书，如加贺藩新川郡上条组（今富山市东部）十村《杉木家文书》、川越藩入间郡赤尾村（今埼玉县）《林家文书》、秋田藩（今秋田县秋田市）《秋田藩町触集》等均证实了这一点。幕府除下达公文外，还利用武鑑的形式传播芳香散。武鑑是记载江户时代出版的大名和江户幕府官员的姓名、俸禄、家纹等年鉴形式的名录。此外戏文、瓦版也记载了芳香散。瓦版是江户时代普及的具有时事性、速报性的新闻印刷品，报道火灾、殉情等热点事件。芳香散随着“暴瀉病療法御達”的推广，甚至出现在了日本名家艺术绘画中。

      但按照芳香散的组成，功效为温中祛寒止泻，主治脾胃虚寒引起的腹泻呕吐，多数汉方医家认为霍乱为疠气所致的实证，应采取“实则泻之，驱邪外出”，多用含有泻下作用的方剂与药物，反对专用温补。芳香散，不符合中医、汉方医辨证施治的规律，与汉方医家的意见相左。根据日本学者坂本孝子论文“安政コロリの流行と人びと”的记载，芳香散对霍乱没有治疗效果。前述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芳，也死于此次霍乱。  

      此次霍乱也有成功案例的出现，即浅田宗伯的霍乱救疗活动。浅田宗伯（1815-1894），向古方派医家中西深斋之塾学习，与吉益、福井、川越诸家门人来往，同时跟随名儒赖山阳与猪饲敬所学习儒学、史学。1836年，浅田宗伯来到江户（今属东京）开业，到1848年时已成为江户名医。1858年7月，霍乱在江户爆发后，浅田宗伯立即停止日常诊疗，专门救治霍乱病人。1858年7-9月约3个月的时间，浅田宗伯共治疗700余位霍乱病人，其中有37位病人的医案被其选录到著作《治瘟编》中。被选中的37位病人均记载了病情与治疗经过，且有31位还记录了所居住地理位置。考察这些医案中病人的病情与居所的地理位置，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浅田宗伯3个月间救治霍乱病人的大致情况。

      浅田宗伯认识到霍乱一种是传染病，属“瘟”“疫”，与瓜瓤瘟、疙瘩瘟、绞肠痧、杨梅疮是一类，而非一般医家主张的“霍乱、中恶、湿温”。因此，浅田宗伯在疾病性质上区分了真性霍乱与传统“霍乱”。次外，他还总结了霍乱的特征。主要以临床症状与其传染性质确定霍乱，在著作中用近两叶的篇幅，从四个方面总结了霍乱的标志症状：一是胃肠道症状：患者无腹痛，突然下利如倾盆，每日腹泻三至六次，腹部濡软，腹泻物如葛汁、垢腻。二是面部表现：病人颜色青惨，眼胞肉脱，鼻梁兀立，额上泚汗、唇口干枯、舌缩声嘎。三是四肢与皮肤表现：病人四肢转筋、厥冷，手指皮肤皴缩。四是其他症状：病情严重的患者烦躁不安，坐不安席，遗尿。浅田宗伯认为霍乱多以热证为主，霍乱的症状是患者肠胃热邪深重的表现。

      实际上，浅田宗伯用汉方医学理论解析了霍乱的病程，分析揭示了霍乱症状表现以及霍乱病情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使霍乱能够用汉方医学的认知来分析。《治瘟编》的霍乱治疗按照病程进行，从霍乱的发病到调摄均有相应治法。如在霍乱发作前，或尚属轻症，属热证者，用柴胡饮子，治“腹中有热，将下利者，先与之”；若霍乱呕吐、腹泻病情加重，处以得效人参大黄汤，用于“吐利闷绝而气出转大，腹满、足厥、腹但热者”；对于霍乱善后与调理，则有喻昌生津养血剂等。此外，针对属寒证者，尚有来复丹、吴茱萸汤等方；对于身体虚弱，不宜服攻下药，但又需要攻下治疗的特殊病人，也有灸、熨等外治法作为补充。总之，前述《治瘟编》的治疗，说明该书针对霍乱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治疗方案。浅田宗伯在近3个月间，总共治疗的700余位霍乱病人，其中600余人成功治愈，可见其治愈率很高。

肖永芝研究员主讲

      在霍乱大流行时期，浅田宗伯除了救治霍乱病人外，还撰著了一部供民众使用的霍乱应急手册《暴泻须知》，编撰出版了《治瘟编》《治瘟编补》《治瘟编考证》，向汉方医界同仁宣传霍乱知识。1858年7-9月间，浅田宗伯撰成《暴泻须知》。此书因专门面向日本民众，采用日文撰成，全书仅有6叶。浅田宗伯在疫情流行严重的江户中桥上槙町刊刻了此书，并将《暴泻须知》施与民众。《暴泻须知》向民众传达的内容主要有：首先明确疾病，指出当前日本流行的“暴泻病”（即霍乱），时人口中的“ころり”，为中国医家称呼的“杂疫”。其次提供治方，总结了霍乱常见症状与对应治方，以供民众备急。为使民众不混淆霍乱的各种变证，他在介绍霍乱常见症状与对应治方时，力求简洁明了。再次给出就医建议，浅田宗伯主张及时就医。但是他认为有些处方不可轻易接受，如使用人参、附子一类温补药物，或主用阿片（即鸦片）之类的洋医治法。他曾见某些医家看到患者厥冷、脉绝、腹泻就误认作是虚寒滑泻而治以温补反而加重病情；友人指出西洋医传习所的医生曾以阿片治疗未能得效。最后呼吁救治，浅田宗伯见到居住条件差的穷苦患者，因房屋狭小、密不通风，时常全家感染霍乱，这些民众绝大多数因无力承担医药费用而死亡。他希望建立医院救济这些贫苦病人，呼吁善心人士能怜悯贫民，助其营建医院、赠医施药。

      总之，浅田宗伯的《暴泻须知》是日本霍乱大流行时期少有的、由医家编撰且面向民众的医学著作，在医学层面是一部汉方医学的霍乱应急手册，在社会层面则是向日本社会传达疫区贫民状况的一面镜子。《暴泻须知》反映出浅田宗伯在霍乱流行时不仅仅是作为医家治病救人，也通过关心民生、医疗设施等社会事务的方式抗击疫情。浅田宗伯当时为霍乱病人建立医院的想法，使其后来开办了日本最早的汉方专门医院——开设在东京浅草森田街前的如春医院。

讲座现场

      最后，肖永芝研究员就讲座内容阐发了几点思考:

      一、中国医学向周边国家的传播，多数情况下是以医籍流传的形式实现的。通过历代医籍传播到中国周边的，大多是不同时期中国医学中最为精华的内容，而这些精华至今仍生动鲜活地保存在周边国家的医籍之中，其中有一部分内容还是在中国早已失传，或者是已经中断的。正是这些浩瀚的海外医学文献，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很多医学的细节或片段，让部分被删改、被遗忘、被中断的医学重新接续并复活。

      二、日韩等周边国家不断吸收中国医学的精华，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与提高，积累了大量的传统医药古籍，如果考察日、韩等国的医学古籍文献就会发现，其数量之大、分布之广、内容之丰富，令人震惊。日、韩两国的医药古籍，传承了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医学精华，蕴含了两国在不同时代对中国医学的了解、学习、吸纳、研究和发展。丰富多彩的日韩医学古籍，其品种、数量和质量与历代中国医籍相映生辉，其中许多医籍代表了中医在国外延续、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医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广泛的最好说明，也是中外科学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三、中日韩三国文化同源、地理相近、接触密切、交流频繁、习俗相通、思维相仿，在医学历史上也有着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长期持续不断的医学交流，形成了接触、交错、融会、分化的复杂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一些彼此互通的医学思想、理论、学术和医疗技艺，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生根开花，最终结出不同的果实，共同奉献于人类的医疗保健。

      四、日本救治霍乱的成功与失败的案例提示我们思考，“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传什么，守什么？中医植根于厚重的华夏人文、哲学和文化的沃土，在中国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生长，蕴含着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思维和文化精华，涵纳着大量的知识成果和实践技艺，凝聚着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诸如天人合一、整体观念、阴阳五行、辨证论治、格物致知、灵通活变等思想作为“道”的概念，和作为“术”的伏羲针灸、神农药学、黄帝生命与疾病认知、伊尹汤液、扁鹊脉学、岐黄养生、仲景辨证等，正是我们应当世代守护和传承的中医药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必须倾力涵养的华夏文明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