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上午，中医药文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开幕式暨主题报告顺利结束后，下午继续召开了三个分会场之一的“中医医史文献研究”分会。

  11月30日，首届中医药文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浙江召开，下午的分会场一为中医医史文献研究，中医医史文献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讲座，由浙江大学求是特聘岗教授、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陈红民教授主持。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原所长肖永芝研究员首先进行了题目为《从越南医学名著〈海上医宗心领〉看中越医学交流》的讲座。肖永芝研究员介绍了越南传统医学发展史上成就最高的医学著作《海上医宗心领》，以及其撰者越南“医圣”黎有卓（号懒翁）。从全书28集中的《上京记事》入手，通过一系列相关考证认为黎有卓并未真正北上燕京医治乾隆皇帝，在其《海上医宗心领》中记载的“上京”，实际是去当时的安南国都城升龙。尽管如此，书中还是能反映出以懒翁为代表的越南医家，通过中医药典籍不断学习中医理论与治病技术，并将其熟练地运用于本国医疗实践的史实。此书主体内容大多是征引明清医籍编撰而成，折射出中医学对越南医学的巨大影响，代表着中国医学在越南传承发展的最高成就，谱写了中越医学交流最为绚烂的篇章，是研究中越医学交流史最为重要的史料文献。懒翁在汲取中国医学精髓的基础上，将中国医学理论与越南本土的医疗实践相结合，创立了越南传统医学较为完整的体系，从而实现了越南医学的本土化，在越南传统医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也因撰著鸿篇《海上懒翁医宗心领》而被尊为“医圣”，世代受到越南人民的景仰祭祀。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孙英刚教授进行了题目为《见鬼人与返魂香：中古时期巫术与医学关系的一个侧面》的讲座。孙英刚教授认为“见鬼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被归在和奴婢、商人、歌舞人等具有相类社会地位的社会阶层之间，证明了中古时代“见鬼人”的专业性。史籍所记载的关于见鬼之术的内容，表达了死后世界权力结构的重塑，包括“见鬼人”对政治的干预、作为宗教（等）的证人、充当佛教的角色。佛教文献中常有利用见鬼人来作证言，佐证佛教僧侣在治病救人上的高深法力。“视鬼”是中古巫者的主要技能和职事之一，主要目的在于治病救人。巫者与医者仍然并行不悖地从事着同一领域的工作。医者虽然求之于手艺，却要验之于鬼神，这在中古时期存在一定的普遍性。见鬼之具即为返魂香，这在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从防治瘟疫的良方招返亡魂的道具，返魂香作为一种文化元素传入日本。1781年鸟山石燕所著《今昔百鬼拾遗》，其中对返魂香的记载大体不超出防治瘟疫和召魂反魂的描述，并清楚说明返魂香来自中国。日本的《谣曲集》中也记载反魂香事情，日本史学者对返魂香也较为详尽的描述。现代日本所产之反魂丹，则是防治霍乱等疾病的良药，成分包括木香、陈皮、大黄、黄连、熊胆等，似乎和唐代孙思邈等人记述的杀鬼丸相近。这些都反映出中古时期巫术与医学关系的一个侧面。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王旭东教授进行了题目为《天人关系、生态伦理及其价值》的讲座。王旭东教授分别从生态与生命、伦理两个方面展开阐述。生命是作为存在物具有生存、生长能力的生命体，能够历经从诞生至死亡的全过程，《黄帝内经》概况为生、长、壮、老、已。关于生命来源的诸多神话传说无不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天、命的关系，并逐渐衍生出一系列如保全和贵生、道通与权重等生命关怀的生命观。中国传统生态观包括敬畏自然，顺从天意，约束欲望，控制行为，趋避灾难，具有理性的、相对先进的生态观念。一切生态现象都是天行、天意、天命，如风水术作为中国人的天地观或自然观的代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即为伦理，以秩序、等级、地位为形态，基于天人合一思想从而达成社会的和谐。中国传统医学也是一种伦理型医学，宋代理学思想方法开始在中医学当中运用使得儒学伦理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相较而言，西医伦理为人本伦理，中医伦理为生态伦理。文化视野下的伦理中医学是在以整体的人为起点、以宇宙为终点的大环境中得出的以现象为目标的综合学科体系。要正确客观的看待中医伦理价值，必须要梳理、总结、提炼中医药领域内公认的伦理价值。

  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沈澍农教授进行了题目为《中医术语“方”“药”的初义与演化——以医药简帛为中心》的讲座。沈澍农教授认为，对于“方”，不同于一般认为的由两药或多药按一定的规矩和方法组合而成的概念，简帛中的“方”并不都有药，其最基本的得名之义就是“方法”，在医学中专指治病方法，即各种治疗疾病的手段。其次关于“药”，一般意义上包含药物（药品）、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等。简帛医书中“药”绝大多数都指用加工制作成的、可以实用的药品，即入用为药。“药”在概念上是有演化过程的，初义应是制成的药品，而非制药的源药材，用“药”表示具体的药材，反而是引申的用法。从“方”与“药”的关系可知，早期的“药”实指加工成的“方”。正确理解“药”的初义有利于学术研究，不区分“药”初义与后起义則可能带来认知错误。最后详细阐述了“单方属方”的问题。总之，“方”的初义是治病的方法，用药方或不用药方的方法都包括在内。中医术语“方”因系“治病的方法”而得名，现代方剂继承了古代的有药方，理应以全部有药方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医术语“药”初期特指对应临床需要而制成的成品药，东汉以来“药”引申兼指药材。单味药在进入临床应用时当属“方”，当今的方剂学应将单味药方涵盖在学科研究范围，以保持学术传承的准确和完整。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副院长陈丽云教授进行了题目为《〈中华医学杂志〉的创办与发展（1915-1949）》的讲座。陈丽云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华医学杂志》各阶段的发展历程。自1915年创刊以来，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成为现今我国医药卫生期刊中刊龄最长、在国内外影响最大的中文综合性医学科技期刊。可以说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20世纪初叶有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学杂志》的诞生。其次，介绍了如伍连德、俞凤宾、余云岫、朱恒壁、李涛、王吉民等为《中华医学杂志》的创刊和后续发展付出巨大努力、做出巨大贡献的有识之士。其三，分别从出版格式、封面设置、版权格式、栏目与索引、广告、卷期和发文情况鞥方面介绍了《中华医学杂志》的出版及发文情况。纵观《中华医学杂志》民国时期的编辑排版历史，它记录了我国近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的进程，该刊在我国医药卫生期刊编辑出版史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最后从所获成绩和学术引导两方面列举了《中华医学杂志》的时代贡献，如期刊收录情况、维护中医、推进中医教育、节制生育、打击黄毒、重视宣传改善医患临床关系、提倡科技期刊规范化等。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华医学杂志》始终坚守了“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药卫生，联络华洋医界”的学会宗旨，围绕国家医药卫生工作重点，引领我国医学科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国学研究所所长王明强教授进行了题目为《中国“轴心突破”视域下“心主神明”发生学的再审视》的讲座。王明强教授从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轴心突破”的历史维度对“心主神明”予以辨析解读，认为“心主神明”学说的提出是中国“轴心突破”的历史产物，也是“轴心突破”在医学领域的重要历史映像之一。中国前轴心期巫觋医学的“心”“神”疏离。中国轴心突破的“内向超越”为“心”“神(明）”一体提供了基础，一是轴心突破时期“天”内涵的转化与以“心”为媒介的内向型天人合一的形成；二是轴心突破时期“神明”一词出现，其涵义发生转向。医学领域中心与神明的关联应是哲学层面向医学领域浸润的产物，中国“轴心突破”对“心主神明”理论建构产生的影响有二：其一，出土的早期医药文献并未出现“心”与“神明”之间的关联性内容。其二，《内经》中“神明”内涵丰富，是先秦时期“神明”思想的整体呈现。“心主神明”的提出意味着人的主宰开始摆脱鬼神灵魅，返归自身，主体性价值得以彰显，人体自身的运行法则代替了外在鬼神和天命的支配。医学领域中“心主神明”理论的提出是中华文化轴心突破的产物，没有中华文化轴心突破所带来的人主体性的自觉和张扬，没有中国轴心突破内向超越所带来的“心”地位的凸显和“神明”的哲理化，则不可能产生“心主神明”理论。

  南京大学历史系闵凡祥教授进行了题目为《传统医学史研究的全球史意识与进路》的讲座。闵凡祥教授首先阐述了人类早期医学的特点都是以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存在、发展和被应用实践的，属于地方性知识范畴。研究人类早期医学的学者时常犯有过分强调自己所关注医学史的领先性和优越性的问题。一些研究的方法论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些问题。其一是全球史视野，它强调人类早期医学地方性知识特性的同时，也注意知识间“独立状态”下的共性，互相间的交流与互动，各体系间多样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对早期人类医学史的理解，需要置于“全球”这个终极坐标体系之中，才能显出其真正意义。其二是比较史的研究方法，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哲学认知、社会文化的不同，不同人群针对同种疾病症状的诸多方面会形成较大的知识差异。对这些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能够揭示早期人类疾病与医学知识的生产规律和各早期医学的文明特性，使医学史研究成为真正的文明史研究。其三是整体史研究，人类医学越是早远，受当时历史情境中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越大，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特征就越突出。早期人类医学史研究，需要将之置于早期人类历史的特定情境之中，与该情境下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习俗等因素作广泛勾联，进行社会文化史的解释与书写。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中医药文化》编辑部主任、编审李海英教授进行了题目为《中医药人文研究的思考——探索跨学科视野与未来发展趋势》的讲座。李海英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医药人文研究的全球化背景。传统医学的多元文化交融是历史背景，传统医学在全球的再认知是学术背景，中医药的国际接受与适应是文化传播背景，中医药参与全球健康治理是国际合作背景。其次，概括总结了中医药人文研究的价值。中医药是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非常重要的文化元素之一，中医药国际学术形象需要多学科、多视角、多维度的构建。中医药在国际上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和困境。文化隔阂、地区差异、医学环境等导致目前中医药没有为国际提供权威、充分的了解渠道，因而对中医药的认知有限、误解颇多，但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模式又使得中医药在不同文化中得以灵活适应。其三，传统医学人文研究的新方向呈现多元化特点，中医药人文研究的趋势有学术领域的深化、跨学科融合、全球化与跨文化研究、服务健康中国战略、政策支持与社会关注等。构建全球中医药人文研究框架是中医药人文研究的未来思考，如深化跨文化比较、推动国际学术对话、加强数字化与可视化传播、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最后通过《中医药文化》杂志近年的发展分享中医药国际传播的相关探索。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甄橙教授进行了题目为《发热与退热——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史》的讲座。甄橙教授从人类历史上的热病、体温计与热病的诊断、热病治疗与退热良法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人类对疾病的古老认知源于神话，而后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出现，席卷欧亚大陆的黑死病流行，19世纪出现了认为是女性疾病结核病，20世纪初西班牙流感的流行，都是人类历史上关于热病的重要节点。伴随体温计的诞生和不断改进，人们摸索出了人的正常体温，也影响了诊断思想的变化，使得医学家开始探究疾病位置与原因、寻找病灶，对疾病本质的认识越来越深入。退热的方法上，欧洲分别流行了放血疗法、以毒攻毒主动引起病人发热的方法，而后是一系列退热药的出现，金鸡纳树皮提取到奎宁治疗疟疾、“水杨苷”的发现随之化学合成了阿司匹林，一度成为销量最好的止痛药。非那西汀合成，与阿司匹林、安替比林构成了镇痛药“三巨头”主导镇痛药市场。镇痛药的滥用的同时对乙酰氨基酚应运而生，因其较小的副作用而流行，逐渐取代非那西汀。20世纪30年代美国化学家肯德尔提取了肾上腺皮质激素，开启了甾体类退热药的研究，到20世纪末全世界的科研人员所发现的肾上腺皮质激素达到30余种。从上述退烧的简史中，我们要致谢人类的顽强、致谢人类的探索、致谢人类的发明、致谢人类的包容。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王兴伊教授进行了题目为《揭秘“麻沸散”》的讲座。王兴伊教授首先介绍了“麻沸散”的四个主流说法，说法一，“麻沸散”是载于《华佗神方》的方剂，但此书为托名华佗伪书，成书时间最早不超过明代；说法二，“麻沸散”是成功实现麻醉的华冈青洲“通仙散”，但该方主药是曼陀罗花，“麻沸散”主药应为麻蕡；说法三，“麻沸散”是以乌头类药物为主药,麻蕡其佐使药；说法四，“麻沸散”主药是麻蕡。关于“麻沸散”有三个论点，一、“麻沸散”主药为麻蕡，麻蕡的麻醉功效见于多部医籍文献记载，现代实验研究和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点。二、“麻沸散”当为“麻蕡散”，因古人常以药方中的主药来注名。三、“蒙汗药”与“麻沸散”本质并不相同，前者是以非医疗目的使用，或被认为具有麻醉作用的药品，主要成分为曼陀罗花，令人汗出不畅，后者主要成分为麻蕡，令人须臾便如醉死。关于“麻沸散”失传原因有以下几点，华佗“麻沸散”药方没有具体记录，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其外科手术技艺也未能很好地流传。很少有医家提出麻蕡为麻沸散的主药，未引起众多医家重视，但诸多本草著作对麻蕡都有辨析。关于“麻沸散”的饮法，据史料记载，法或与酒同用，取其药物成分与酒具有协同作用，也有并非酒饮的记载，饮后呈现为“须臾便如醉死”状。

  与会者反响强烈、受益匪浅，中医医史文献分会场圆满结束。